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桑特斯奈德先生是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教授,德国研究中国领域的著名专家,不仅如此,因为他同时又是德国外交学会研究所的所长,所以桑特施奈德先生在德国政府部门"中国智囊圈"里是一位有有着权威影响的学者,对关注中国的社会人士是一位权威的理解中国的解说员,对我们这些学术圈的人而言,桑特施奈德先生就是德国学界研究中国时政水平的标志。
6月14日,桑特施奈德在自由大学做了一场论述“中国增强的国际地位和责任”的报告,语言风格精彩,不乏令人拍案之处。问题是,我没能从他的报告中获得德国学者严谨治学的印象,更像是在听一场“李扬英语”式的演说,或是于丹演绎“论语”,缺乏学术的“含金量”。不仅如此,让我吃惊的是,桑特施奈德先生的报告开宗明义地引用《明镜在线》上“众所周知”的关于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“傲慢”表现,绘声绘色地再述,中国只派一位副部长参加西方领袖出席的讨论等等。当然,桑特施奈德先生在语言上表述的结论是否定“傲慢说”,而是表现出学者中立客观的立场,听上去更象是在“肯定中国”地说,中国人这么做很坦率,就像中国人帮助非洲是为了帮助自己一样,而不像西方国家,声称是在帮助非洲,好像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似的。于是,桑特施奈德先生得出结论:看吧,中国对国际关系有自己的理解,西方不能对中国指手画脚,不能再教导中国人如何管理自己,而且,西方应该明白,没有中国,就解决不了世界上的问题。在一番独特的分析之后,桑特施奈德先生把结论的演绎推向高潮:现在不是仅仅谈论中国成功崛起的时候,西方更应该学会成功衰落,就像登山者达到高峰之后,你该下去了,要学会如何成功地下去。听上去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的急流勇退。“学会成功地下去”,说法很有新意,但学术不仅仅是为了新的说法,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说的是你要服人,要有内在的、也能让一般人理解和信服的逻辑,这也意味着,你的结论应该建立在事实和经得起验证的史料基础上。遗憾的是,桑特施奈德先生的结论先天不足,出发点是媒体们在哥本哈根演绎的“中国傲慢”,而事实上,中国在那里为气候大会成功而呕心沥血。常识上说,人们可以对温家宝总理有很多种想象,但你很难想象他会在国际交往中傲慢。温总理澄清哥本哈根“中国傲慢”说的文字附在后面,不需要再多加解释文字了。
一般人道听途说也就罢了,但桑特施奈德先生似乎不应如此,因为他是学者,是德国研究中国的标志,是德国这个富有治学严谨传统民族的学者。在这样的传统和权威面前,他似乎没有资格道听途说。也许是杞人忧天吧,我真为德国中国学专家的学术风格和质量担忧,也为他们的“智囊”作用担忧,尤其是在各国官员们越来越习惯于把分析能力让渡给学者们的今天,国际政治学者责任尤重,因为他们不仅从事学术,还肩负沟通与和平使命。你岂能道听途说?
温家宝澄清哥本哈根大会"中国代表团傲慢"真相
2010年03月14日 10:58 来源:中国新闻网 发表评论 【字体:↑大 ↓小】
中新网3月14日电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今日上午闭幕,温家宝在会议闭幕后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时,对“在去年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,中国代表团表现傲慢”的说法进行了回应。
温家宝引用古语称:“人或加讪,心无疵兮。”他对提问记者说,“但毕竟你还给了我一个澄清真相的机会,因此,我首先应该感谢你。”
温家宝说,“去年12月17号,也就是在哥本哈根领导人大会前一天晚上,丹麦女王为各国领导人举行宴会,就在那次宴会上,我从一位欧洲领导人那里知道那天晚上有一个少数国家参加的会议,他给我拿出了一个单子,上面赫然有中国的名字。”
“但我感到震惊,我没有接到任何通知。”他说。
温家宝透露:“就在这时,一位新兴大国的领导人主动约见我,说有紧急的事情要和我谈。他告诉我,他从一位欧洲领导人那里得到通知,说今天晚上有一个会议。我对他讲,我没有得到通知。”
温家宝说,回到驻地,我紧急召集中方人员进行查询,确实我们代表团没有接到通知。
温家宝说:“在这种情况下,我决定:第一,向大会秘书处咨询。第二,请杨外长给美国国务卿克林顿打电话告诉真相。第三,即使没有接到通知,我们也仍然派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与会。”
温家宝特别说明,那时奥巴马总统还没有抵达哥本哈根。何亚非副部长到达会议,首先代表中国政府代表团表示抗议,并且说“我是不请而来的”。
温家宝说:“为什么不通知中国?至今没有人向我们做任何解释,至今在我的脑子里还是一个谜团。”
温家宝透露,在哥本哈根60个小时,我几乎没有休息。“我会见了德、英、日等国的领导人,会见了印度、巴西等国的领导人,会见了77国集团、非盟以及小岛国的代表。我两次会见奥巴马总统,而且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。我还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和东道主丹麦首相。”
“中国政府代表团所做的大量工作是有目共睹的。”温家宝说:“在哥本哈根会议遇到困难,许多国家领导人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,我坚持同各方斡旋,与各国共同努力,最终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。”
温家宝表示,这个成果是来之不易的,也是在涉及各国重大利益问题上可能取得的最好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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